初期麻將－威尼斯娛樂城

儘管麻將遊戲稱為「麻雀」，要1894年才有記錄，但從1875年起，已有類似名字及麻將牌具的記載。初期的麻將牌並無統一牌式，字牌與花牌之間可以有頗大差異，有些牌張似與十湖牌五星有關，又有些完全不見於其他紙牌或麻將牌。

吉羅福的麻將牌（1875年或以前，一副148隻，另一副141隻以上）。現知首則麻將牌張記錄，來自美國人吉羅福 (George B. Glover) 的藏品。吉羅福是五口通商以後的美國駐華官員。他於1875年12月31日將十九種從中國帶來的遊戲用具贈予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^[42]，其中他給第十七種的註解為 Dominoes for playing "Snatching the House-Sparrow," 148 pieces，其中 "Snatching the House-Sparrow" 這個稱呼與早期麻將耍樂稱為「『叉』麻雀」^[3]一事吻合。根據 Culin (1895b)^[43]後來敘述，吉羅福還將另一副牌式相近的牌具捐贈給美國長島歷史學會博物館，而兩副牌都是吉羅福任職美國駐福州領事時所購。暫時未發現有官方文獻記載吉羅福曾任此職。由於有些舊文獻將各種領事（總領事、署理總領事、領事、署理領事或副領事）一概稱為「領事」，而且若同一地區有多名領事共事，可能只記錄官階或署任官階最高的領事姓名，因此吉羅福曾任福州領事一事，驗證有困難。然而，官方文獻記載吉羅福曾於1872年4月至1873年10月擔任福州海關稅務司，而暫時亦無其他吉羅福駐留福州的記錄，所以兩副牌有可能是他於這段期間內購得。按 Culin (1895b)^[43] 敘述，第二副牌的三門序數牌與現代麻將相同，但其餘牌張為「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」各四隻、「東王、南王、西王、北王、中王、天王、地王、人王、和王」及「春、夏、秋、冬」各一，共141隻，另外還有額外數張（文章一處指兩張，另一處指八張）空白牌，但 Culin 並無說明它們是當白板用還是當備用。

務謹順的麻將牌（1890年，140隻）。務謹順爵士 (Sir William Henry Wilkinson) 於一篇未曾出版的1890年筆記^[44]內，記錄了他擁有一副稱為「中發」的牌具。按 Culin (1895a, p.140)^[7]所載，務謹順這副牌乃購自寧波，並註解「中發」(Chung Fa) 的意思為 "hit and go"。這副牌的牌張基本上為現代麻將的子集，但無花牌，而且白板有八隻。

Culin 的麻將牌（1909年，143隻）。Culin (1924)^[40]記錄了一副他於1909年從上海購入，「多多少少相當接近（後來的）麻將牌」(a set more or less closely approximating majong) 的牌具。從文章及其附圖所見，此麻將牌比現代麻將缺了白版，但多了三張稱為「文、武、摠」的牌，而八隻花牌名為「梅、蘭、菊、竹、琴、棋、書、畫」。

日本千葉「麻雀博物館」^[45]亦有以下麻將牌：

公侯將相牌（年份不詳，152隻）。序數牌同現代麻將，但七隻字牌變為「公侯將相龍鳳白」，而且花牌有「梅蘭菊竹、漁樵耕讀、連中三元、指月高升」十六隻。

Babcock 初期輸入牌（1922年，144隻）。麻將遊戲流行中國以後，美國人 Joseph Babcock 將麻將牌輸入美國，後來在美國量產。博物館收藏的這副牌基本上與現代麻將相同，但七隻字牌為「東南西北龍鳳白」。

遊龍戲鳳牌（1920年代，144隻)。序數牌同現代麻將，但七隻字牌為「遊龍戲鳳演劇白」，而八隻花牌為「名伶表演、古今趣史」。

福祿壽牌（年份不詳，144隻）。基本上同現代麻將，但八隻花牌為「六郎掛帥、宋保招親」。

該館還有一副昇官牌（年份不詳，新華社電視有一節目^[46]指為清代製品），它包含一個「莊」、四隻圓形棋「酒、色、財、氣」，及200隻牌張：

一至九級、一至九品、一至九功，各四隻（共108隻），
「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、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」各四隻（共28隻），
「福祿壽喜、元亨利貞」各一（共8隻），
「仁義禮智勇、公侯伯子男」各一（共10隻），
花牌「楠杞梗梓、漁樵耕讀、虎豹象獅、鯉〔鱔鰋鰷〕、麟鳳龜龍、稻梁黍稷、琴棋書畫、笙管簫笛」（共32隻，方括弧〔〕內的字體未能完全識別），
白板（共14隻）。

這副牌的子集可對應現代麻將牌（第一類對應序數牌，第二類對應字牌，而花牌中的「漁樵耕讀、琴棋書畫」亦為前述一些麻將牌的花牌），但正如千葉麻將博物館指出，這副牌明顯有昇官圖的淵源，而且亦不知這副昇官牌的玩法與麻將有多大出入。「福祿壽喜」四牌與十湖牌五星有無關連，也是未知。

除了實際藏品記錄，亦有作家記述麻將牌式之演變。

據徐珂於《清稗類鈔》(1916)所述，他當時的麻將牌，只有136隻，並無花牌，而且三元牌「中發白」的名稱與「龍鳳白」並存，而最初的麻將牌乃自馬弔牌演變而來，本來只得108隻（即只有序數牌），後來太平軍起事，「軍中用以賭酒，增入餅化、索化、萬化、天化、王化、東南西北化，蓋本偽封號也」。
1934年加拿大《大漢公報》報導^[47]報導，辛亥革命之前，麻將其中四隻花牌曾名為「樵漁耕讀」；革命之後，則一度改為「五族共和」；至中華民國廢除五色旗，又改為「禮義廉恥」。
馬敘倫《石屋續瀋》(1949)^[28]憶述，以前麻將牌只有一百零八張，四風牌為後來所加，初名為「公侯將相」，後改為「東南西北」。三元牌本來只有「龍鳳」或「中發」，白板只是供損失牌張時備用，後來才成為字牌。花牌最遲出現，且名目繁多，有「財神爺」、「貓食老鼠」，但不知他所謂「財神爺」到底是一隻牌還是三隻牌。據他所述，花牌既可作百搭用，亦可增加翻數。

以上所述的各副麻將牌，即使撇除牌張名稱上的小分別（例如「東南西北」與「中發白」曾經名為「公侯將相」與「龍鳳白」），各副牌的牌式無論是彼此之間，抑或與現代麻將比較，都有明顯差異，可見麻將牌從1870至1910年代，尚在成形階段。相比之下，1920年代的兩副麻將牌，牌式已等價於現代麻將。

相比晚清紙牌，麻將牌除了在牌式與物料上有變化，三門序數牌的名稱也歸於統一。根據大量清末民初的小說敘述，萬字門仍稱「萬」，但索字門則回復馬弔牌所用的「索」，放棄了後起的「條」，而文錢或餅門則改稱為「筒」，鮮有例外，不過現今中國大陸一些地方仍使用晚清紙牌的三門稱呼。「筒子」據徐珂所說，乃指銅錢中間的洞，而「索」則指穿起銅錢的索，不過這可能只是穿鑿附會，「餅」其實也可解釋成「銅」（銅錢）的口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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